江陵称快于吕政、元人之荡灭文化，盖不满于宋明理学，乃不暇深思，遂为过激之论耳。
相比于孟子，荀子的性恶论使教化之存在成为必需，因而我们可以在《荀子》一书中频频看到教化、化这两个词。儒家化观念的核心问题是化人，因而教化是儒家的第一要务。
他认为作为一个人必有仁义礼智四端才可称之为人，所谓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。另一方面，化还有生的意思，正是由于化的力量，宇宙得以创生，从而衍生万物，即所谓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(《易传·系辞下》)，天地感，而万物化生(《周易·咸·彖传》)。唯所居以其类至，操之则得之，舍之则失之。②③许慎撰，段玉裁注：《说文解字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版，第384，384页。因而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化之大贯通天道与人道，囊括宇宙和人生，统摄形而上与形而下。
诚之者，人之道也是一脉相承的，也就是说，孟子同样认为人应该效法天，诚应该是人之常道，思诚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的繁琐中忘记了自己本真本心。儒家教化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个体成圣，无论是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，还是荀子的涂之人可以为禹，都表达了儒家内圣之学的价值指向。不过，钱穆绝不认为孔子之学是心性之学。
自其外部言之，则人与人相处所公行之大道曰‘仁道。(58)汉人屡称道孔子志在《春秋》我欲载之空言，不若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二语，可见要了解孔子之微言大易，要窥见孔子生平的心事和志向，自然应注意到《春秋》。钱穆屡屡言孔子之学重人道，与此相应的便是孔子之学主历史经验，他解释《述而》第一章子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。焦循则从人人所具之人欲上教人识仁。
此等处，学者其细参之。这意味着钱穆在《论语》开篇的解释中就灌注进了人道本于人心的命题。
(34)孟荀各有所偏，故钱穆定不能认同宋明理学家以孟子接续道统的观点。故其门人怀有隐之疑，(30)子贡发不可得闻之叹。(11)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48页。(67)又解释此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
(63)比如晋文公谲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谲便需要结合《左传》来理解，才能明晓孔子所抱持的文化理想与文化标准。发生在新儒家内部的这一争论恰似七百多年前的朱陆之辨，至今犹有回响，思考儒学之未来，不能不予以深思。(52)强调历史的丰富性，注意政治上多统与异统的存在，以此指斥宋儒排他性道统论的缺失，此凸显出钱穆之政治关怀与史学基调。二、道统与学脉 钱穆以孔子之学为心学，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，既是人心亦是人道，故心学同时也就是人(仁)道之学，心与人道对应于心与事。
(42)先秦典籍尚且如此，何况是程朱陆王，程朱严格划分性与情、天理与人欲，乃新见解，不可谓为儒家传统之古义。(82)但钱穆也曾明确地说，朱子之学之最要精神，仍亦一种史学，陆王则由心学而下逮于史学。
(84)钱穆：《心与性情与好恶》，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(二)，三联书店，2009年，第89页。或解作为，所指太泛，世之不知而作者多矣，不当用‘盖有二字。
内容提要：钱穆一生对《论语》用力颇多，他对《论语》的理解主要有三个层面：一是不言心性本体，而以人与人相与之人道、人人情感相通之人心言说儒家之仁学。四、心归何处？历史心与文化心 虽然钱穆强调孔子的心学与史学，但是他所讲的心学并非阳明学意义上的心学，也非宋儒十六字心传的心学。(48)钱穆：《四书释义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页。但此项历史心与文化心，并不能全超越了现前之个体心，而说为别有一个所谓历史心与文化心之存在。另有人则只是站在世界史和世界哲学史，实际则是站在西洋史和西洋哲学史的立场，来求了解和衡量。孔子何以又说：‘齐桓正而不谲，晋文谲而不正。
故孔子之维护于礼，其心乃为人道计，固不为在上者之权位计。参见钱穆：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(二)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9年，第90～91页。
(40)阮元：《揅经室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54页。后来，余英时在钱穆去世不久写作《钱穆与新儒家》正是在回应此事。
但在《论语新解》中我们依然能看到他对儒学之理解深受阳明学的影响，其最大表现即是对情的重视，以情言心。无人心，何来有人道？(15)无情感和情感过分皆违背人道，从中不难体会到他对理学家贬抑情感的批评。
孟子道性善，似偏重于发挥本章上一语。故钱穆屡言生命则多情中国人生大道有五伦，皆本于情中国文化最重人情道由情来，日新又新，日进无疆，乃指德言，德亦主情。故钱穆对心的理解毋宁说是要回到孔子以调和或综合朱陆二派。此文指出，《春秋》一书是孔子自己的著作，且是晚年所作，要比孔子门人弟子所记载和编集的《论语》一书更为可靠，是孔子极用心、谨严、深微的著作。
但若以偏重上达的豁然贯通解释忠恕之道，他也同样反对，故他批评理学家对忠恕一贯的理解有禅宗秘传的掺入： 孔子殁时，曾子年仅二十有七，正值孔子三十而立之阶段。凡能具仁心而行仁道者曰‘仁人。
其写作《易传与小戴礼记之宇宙论》《中庸新义》《中庸新义申释》等文便是要说明此点，其中即有《中庸》近于荀子之说，并屡言《中庸》多参杂道家思想成分。(47)凡此种种，皆表现出他对于宋儒道统论的批评，对孔门学脉与全体的维护。
(55)钱穆：《本〈论语〉论孔学》，《孔子与论语》(钱穆先生全集本)，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98页。亦联系吾从周一章言：盖颜渊所问，自是治国大道。
(25)解释第三章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：德者，在上者自己之人格与心地。逆而推之，他所理解的孔子心学也自然没有本体之心的意义。而尤其值得注意的两篇专文即是：约作于1970年左右的《孔子之史学与心学》与《孔子之心学》，其中提纲挈领地阐述了自己对孔学的理解。信者，贯通于心与心之间，既将双方之心紧密联系，而又使有活动之余地，正如车之有輗軏。
故若了解他对《春秋》和《论语》之看法，观其于1954年所发表的《孔子与春秋》一长文，当对于理解其孔子观和儒学观不无裨益。后之儒者，又每好以《孟子》说《论语》。
⑩当然，在此意义上，钱穆所言道自然不是理学家所言之天道、天理化的道，他所言之仁亦非朱熹所说仁者，爱之理，心之德。(89)这是他从思想史上对孔子的历史定位，而这一点尤富现实关切。
必谓孝弟是形而下，所以孝弟者始为形而上，则岂不成为人之为道而远人？⑧据此可见，他不以理学家的体用思维解释仁孝关系是可以肯定的。而阳明注重正心与致良知，尤其是良知自知良知见在之说的个体化，当下性色彩极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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